丽水交通运输简报2014年(第21期)

2014-06-17 09:51:28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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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交通运输简报
                                        
2014年(第21期)
(总第303期)
 
丽水市交通运输局                  2014年5月28日 
 
 
丽水市交通运输系统廉政建设专刊《清风》
(第5期)(总第10期)
 
本期目录
廉政要讯:“三转”要聚焦中心任务往监督执纪问责上转
廉政时评:只靠“前车之鉴”难防“前腐后继”
热点透视:中纪委线索渠道:情妇检举最主动兄弟揭发最坚决
廉政史鉴:一代领袖家风美谈
 
 
廉政要讯
王岐山:“三转”要聚焦中心任务 往监督执纪问责上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19日在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专题研讨班上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全会部署,明确职责定位,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紧紧围绕监督执纪问责,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全面提高履职能力。
  王岐山指出,纪检监察机关要根据党章和党内法规要求,从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形势判断、提出的工作要求出发,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是党章赋予的,要明确定位,聚焦中心任务,不断坚持、巩固和深化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增强党的观念,严肃组织纪律,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王岐山强调,转职能需要转方式来配合,靠优良作风作保障。转职能、转方式难,转作风更难。职责越明确越聚焦,工作就越具体越深入。要改革体制机制,创新组织制度,改进方式方法。“三转”就是要往监督执纪问责上转。监督、执纪、问责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浑然一体。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是监督执纪,转变作风尤为重要,要带头纠正“四风”,形成严、细、深、实的工作作风,做到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正、工作实。
  王岐山要求,要统一思想,付诸行动,与时俱进,随着形势和实践的发展深化“三转”。要求真务实,解决工作发散有余、聚焦不足问题,实现内涵与外延的统一,克服越位、缺位、错位现象。要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在不增加机构、编制、人员的条件下,把更多的力量压到主业上,区别共性和个性,不强求上下一律。
  王岐山强调,完成党的事业最终要靠人,关键是用好干部。对党忠诚是对纪检监察干部最根本的政治要求。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观念,严守工作纪律。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以铁的纪律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干部队伍。
廉政时评
中国纪检监察报:只靠“前车之鉴”难防“前腐后继”
近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程孟仁伙同情人何文受贿案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了解,十年前,曾担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的卢万里就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被判处死刑。人们不禁要问,前任血的教训为什么没给后来者带来警醒?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贵州,从全国范围来看,交通领域的腐败案都呈现易发高发趋势。今年4月,相关部门就先后公布云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杨光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山西省交通厅原厅长王晓林等7人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领域的主要负责人“前腐后继”,值得深思。
  按理说,有了“前车之鉴”,后来者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防患于未然。然而,现实生活中,对有的官员而言,“前车之鉴”几乎不起作用。这其中,有其内心深处的贪婪作祟,也有制度设计的缺失,更不乏制度执行的漏洞。
  从交通系统众多官员“前腐后继”的轨迹来看,交通部门的权力大、管理的事项多已经毋庸置疑:从项目申请、设计、立项、招投标、征地拆迁到施工管理、资金使用、竣工验收……这些环节无不隐藏着巨大的寻租空间。针对此,现实中并不乏细密、具体的规定,比如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制度、工程材料采购供应制度等,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些制度规定往往形同虚设,只需要领导打个招呼,甚至做出一些暗示,具体操办人就“心领神会”。以程孟仁案为例,作为贵州省交通系统的一把手,重大决定几乎都是他一人说了算,其下属也唯命是从、投其所好。相关材料透露,有些项目本该通过招投标,但因程孟仁事先“打招呼”,工程就私下决定由谁来做,获得工程的老板自然会“投桃报李”。
  程孟仁案只是交通系统制度不完善或权力运行不公开、权力监督不到位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许多地方的交通工程都进入快速增长期,项目众多、资金巨大,但由于运行机制、监管机制的不健全,为腐败埋下了不少“伏笔”。
  “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面对一些地方交通系统“前腐后继”的现象,“打老虎”不能松懈,以“前车之鉴”警示后来者也很有必要,但更应着力铲除贪官产生的土壤。比如,改革与完善现行交通投资、监管体制机制,让项目、资金、运营、监管各环节相互分离、彼此制衡;再比如,加强监督力度,让各个环节在阳光下运行,等等。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党员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局面,避免“前腐后继”现象一再发生。(尹于世)
 
热点透视
中纪委线索渠道:情妇检举最主动兄弟揭发最坚决

作为中共中央最高反腐机构,中纪委一直权威而神秘。直至2013年9月,中纪委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首次向外界披露了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程序:受理、初步核实、立案、调查、移送审理,这也是他们办案的5个步骤。
  受理、初核:“情妇检举最主动,兄弟揭发最坚决”
  2013年7月,当新华社记者王文志实名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渎职一事受到广泛关注之后,中纪委回复媒体采访称,已收到该举报,正在程序处理中。
  “受理”各类违法违纪的举报线索和材料,这是“程序处理”的第一步。
  在诸多线索渠道中,信访举报是发现腐败问题线索的重要来源。2013年9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首页专门设立了信访举报专区,并在网络举报须知中注明,特别鼓励实名举报,对认定为实名举报的,及时专人专簿登记,优先录入电脑、优先办理。
  在中纪委的鼓励下,人们的举报热情空前高涨。据统计,至今为止的8个月时间里,该网站共收到检举控告类举报74049件,是网站开通前8个月的近2.5倍。而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95.0万件(次),总量比2012年增长49.2%。
  从中纪委公布的2012年全国的数据来看,立案调查的案件中,线索来源于群众举报的占到41.8%,在各种线索来源中最高。
  “窝案”中被查官员相互之间的检举和揭发亦为案发线索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在省部级高官的案发中较为常见。从经验上看,腐败案通常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个案子可以延伸出多个“案中案”来。一个东部省份的省级纪委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经办理过的一个案子,仅被调查官员一个人交代出跟他有牵连的就达20多人。“一个案子就牵扯那么多人,被牵出来的人可能又会把别人带出来。”
  这种现象在贪腐案中十分普遍。在“案中案”中,还有另一种常见形式,由官员牵出商人,再由商人供出更多的官员。
  检察系统一位高级别官员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跟商人相处,钱一定不能收,一不小心就会栽进去。“不少商人每天想办法给官员送钱,今天给你送明天给他送。别人供出了他,你无法保证他不把你供出来。”
  在长期的办案经验中,他总结出来,“同盟是很不可靠的,不管是官商之间的同盟还是上下属之间的同盟,在里面呆久了,谁都会想要争取宽大。”
  “当然,经验表明,情妇也很不可靠。”他补充说。
  据媒体报道称,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被“双规”前,有关部门收到了一张长达60分钟的光盘,光盘的男主角正是刘志华,女主角被传为刘的情妇,因要求未获满足,愤而举报。
  原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总结:“往往检举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小兄弟。”
  然而,更常规的旨在解决“中管干部”监管盲点的是中央巡视制度。中央巡视的重点是省级领导的贪腐问题。陈良宇案的爆发是在2005年中央第五巡视组结束巡视大约一年之后。该巡视组在与上海中层官员的约谈中获得线索,陈良宇也由此牵出。
  中央巡视制度在去年重获重视之后,正在成为高级别官员贪腐案线索最重要的来源。据中央纪委公布的数据,仅去年的第一轮巡视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线索就比过去增加5倍。
  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在去年两轮中央巡视结束至今,20个巡视点被中纪委宣布查处的中管干部已达10人,占十八大后落马省部级官员总数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公检法和审计机关在自己工作范围内发现的官员违纪现象,移送到纪委的案件,占了20.9%。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审计机关虽然不是反腐败的专职部门,但其在反腐败方面的作用已经越来越突出。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一组统计数据:在过去30年,全国审计机关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并移送的违法违纪事项和犯罪案件线索达4.2万条,致8500多人被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处理。
  中纪委办理的不少大案的线索即来源于审计部门的审计。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正是栽在了审计署对高铁建设的跟踪审计上;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受贿案,也来源于审计部门提供的线索。据媒体报道,中石油的腐败窝案亦因对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离任中石油后审计而致更多的问题被发现。
  除了上述线索来源之外,中纪委获取线索的渠道还包括中央领导的批示以及省级纪委上报的信息。但这些渠道,外界了解甚少。
  中纪委受理了各种渠道的违纪线索后,应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初步核实。如果发现举报材料所涉及到的问题比较严重,则要进入初核程序,并写出初步核实情况报告。
  官员的级别不同,决定是否初核的机构也不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对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的“初核”决定,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的,这也是最高规格的初核。
  立案、调查:封闭式办案,速查速决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规定,党员的违纪问题,实行分级立案。其中,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违纪须由中央纪委报请中央批准立案。
查处省部级以上高官及其他中管干部(即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的重任交由中央纪检监察室来完成。十八大之前的中央纪检监察室只有8个,中纪委查处的一系列大案要案,均由这8个纪检监察室直接负责查办。
  然而,在这场史上最严厉的反腐败运动开始之后,仅2013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就有31人。这对中纪委的办案力量提出了挑战。
  在十八大之后,中纪委对机关的机构设置进行过两次调整,将纪检监察室从原来的8个增加到12个,较十八大以前增加了50%,此举大大增强了办案力量。
  据中央纪委副书记陈文清透露,中纪委监察部直接从事纪检业务的人员增加了100多人。“每个纪检监察室均配备30名人员,设4个处。”这意味着中纪委的全部办案人员总数达到了360人。
  但这还远远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全国的省级纪委承担了向中纪委成立的专案组输送办案人员的重任。而出于回避考虑,异地调动纪委力量十分频繁。
  据悉,在当前的反腐局势下,中纪委从全国各省份都借调了办案人员,再统一往全国各省份异地分配。被借调过来的办案人员在办案期间,被禁止与外界联系。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一位人士试图约他被借调到外省办案的纪委朋友吃饭,“结果发现,我不能和他直接联系,只能和他单位的主管领导取得联系,得到的回复是,办案期间不能出来吃饭。封闭式办案,禁止与外界接触,其他人无法知道他具体在哪里办案以及在办理谁的案件,保密性非常强。”
  然而,全国纪监系统每年的办案数量十分惊人。以2013年为例,这一年全国纪检系统的立案数量就达17.2万件。仅靠纪检系统内部的办案力量根本不够。因此,长期以来,纪监系统一直需要从其他部门如检察院、公安局借调人手,事实上,根据不同的案件,他们也需要配备更专业的办案力量。以当年的厦门远华案为例,中纪委牵头成立专案领导小组之后,大量的办案人员从海关、公安、检察、法院、税务等相关部门抽调进驻厦门,办案人员最高峰时达1000多人。
  虽然尚未进入严格的司法程序,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也规定了案件调查的具体时限。一般情况下,案件调查的时限为3个月,必要时可延长1个月。案情重大或复杂的案件,在延长期内仍不能查结的,可报经立案机关批准后延长调查时间。
  上述东部省份的省级纪委官员说,以前一个盘根错节的案子,两三年也未必办得完。“但现在的办案速度明显加快,基本上是速查速决。”
  但在十八大之后,中纪委对办案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发现的问题,坚持“快查快办”,进一步严格时限要求、缩短办案周期,集中力量查清主要违纪事实,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而为了确保纪委办案的独立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明确了“两个为主”,即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中央纪委研究室撰文称,在以往的习惯性程序中,不少地方纪委如果发现本地重大案件线索或者查办重大腐败案件,都必须先向同级党委报告,在得到主要领导同意后才能进行初核或查处。这会导致一些腐败大案要案,存在多年却未能发现……有的地方长期存在团伙性腐败活动……却迟迟未能查处。
  这些现象将有望在纪委改革之后得到改善。
  这也意味着纪委的权力更大了。为了实现自身的监督,中纪委在3月份的机构改革中新设了一个专门的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被称之为“纪委内部的纪委”,亦是应中央“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整顿办案人员的队伍。
  不到两个月,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足见中央反腐的决心,其震慑作用可以想象。
  移送司法之前可先“双规”:“没见过坚持到最后也不说的”
  “双规”,这大概是中国官员最闻之色变的词汇了。
  所谓“双规”即是“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这是先于司法程序限制人身自由的党内措施,以防被调查人拖延时间、逃避调查,甚至串供、外逃。
  在整个立案调查阶段,绝大多数官员会被以“双规”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并一直持续至移送司法部门。
  事实上,最早在立案之前的 “初核”阶段,中纪委就有权“双规”问题官员。一般由纪委调查组在通过案件初查掌握调查对象的一个或数个足以立案的违纪事实后向纪委常委提出“双规”建议,经纪委常委同意后采取“双规”。若涉及中央委员的“双规”,须报请中央同意。
  “双规”期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被调查官员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薄熙来曾在庭审现场陈述,“中纪委对我审查阶段,专案组多数人是文明理性的,给我吃住挺好,伙食不错,有医疗保障,多数同志文明礼貌,但……精神压力……是客观存在的。” 他还以此为由,当庭推翻了他在中纪委审查期间自书材料中所承认的罪行。
  甚至还有人不堪压力企图自杀的。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在“双规”期间就曾试图自杀而未遂。因此,“双规”期间的安全考虑最为优先,例如,用房以一层楼房为主,在陪护室、办公室、谈话室、过道以及卫生间等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加装防护栏;电源线路实行暗装,不能裸露在外;卫生间的门无反锁条件等。
  据那位纪检系统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由于未进入司法程序,“双规”并没有固定的地点,一般选择在宾馆进行。“双规”一人至少需要9到10个纪检人员,分早、中、晚班24小时轮流值班。
  事实上在被“双规”之前,涉事官员也会从各种渠道打听事态进展,这一过程相当煎熬,消瘦、憔悴、生病,是常见状态。
  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至“双规”。一旦被“双规”之后,一些贪官的心理防线很容易就被击溃了。
  姜德志接受采访时称:“工作十几年,接触大大小小贪官无数,就没经历过一个收了钱坚持到最后不说的人。”
  案件查实之后,等待贪官们的便是处理结果。
  凡属立案调查需追究党纪责任的案件,调查终结后,都要移送审理,以作出党纪处分,最严重的是开除党籍。一般情况下,对副省部级官员的“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程序是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而对正省部级以上官员的“双开”程序是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被“双开”之后,案件很快便会移交检察院。党内程序宣告结束,而司法程序正式开启了。
 
廉政史鉴
一代领袖家风美谈
毛泽东: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
  毛泽东不仅严于律己,而且严于律子。他虽然对子女疼爱有加,但绝不娇惯,而是要求他们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李讷是毛泽东最小的女儿,毛泽东对她的教育格外严格。中学时代的李讷,读的是实验中学,干部子弟比较集中,但是,上了大学之后,身边都是一些普通群众的子弟,这对她的帮助很大,因为毛泽东一再严格要求她,不要特殊化,不要自以为是,不要骄傲,但她身上还是多多少少有这些东西。正好,大学有一门课讲到《庄子·秋水篇》,这篇寓言记述了自高自大的河伯与虚怀若谷的北海神之间的对话。河伯在对话中,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和浅薄。李讷读后,思想上很有触动,她觉得自己挺像河伯的,应该彻底地改变这一切,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于是,她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自己读《庄子·秋水篇》的体会。毛泽东看后,深为女儿的进步感到高兴。1963年1月4日,他给李讷回信予以鼓励。信是这样写的:“李讷娃: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毛泽东的信,诚恳、真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讷等干部子弟的毛病。李讷在给毛泽东的复信中,再次进行自我批评,并决心痛改缺点,振奋精神。1月15日,毛泽东又给李讷回信:“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周恩来: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不少故乡亲友给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写信,要求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周恩来十分反感这种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为此,他专门召集身边亲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并定下了著名的“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崇高品德风范的真实写照。他是这样定的,也是这样执行的。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学住校学习,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后来,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61年结婚,学院领导帮助他解决了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江苏淮安调到学院子弟小学任教。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邓颖超也从一边给侄儿、侄媳做工作:“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在周恩来夫妇的耐心说服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了淮安工作。
  邓小平: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国家、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同样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注重家庭和睦和幸福。邓小平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曾说过:“家庭是个好东西。”
  早在1961年,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全国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全体同志时就提出:“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应经常提倡,是长期要做的工作。”“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要处理好的,一是夫妻关系,二是婆媳关系,三是妯娌关系,四是父母子女关系等等。”
  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夫妻恩爱,携手白头,心心相印,患难与共。邓榕认为:“他们虽然表面上性格差别很大,但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比如说,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他们都是很纯粹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计,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实际上他们的心底,他们的内部,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洽的。”邓林说:“我没见过我爸爸妈妈吵架。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他们两个,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包括‘文革’后来被打倒,我妈妈也绝对没有二心,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个典范。”在孩子们的眼中,邓小平既随和亲切,又有威严。在教育孩子方面,邓小平总是做的多,说的少,身教重于言教。邓楠说:“我父亲是一个话很少的人,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话。所以他一般是听我们说,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王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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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14年5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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