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江特刊·人物｜周利斌：放映50多年，光柱打出去，人就聚过来了

源新闻 记者 陈炜芬 通讯员 毛文茹 实习生 刘诗悦/文 记者 陈炜/图

8月7日上午10点，景宁县城一居民楼大院。

　　和往常一样，周利斌整理好车厢里的放映设备后，下车、上锁，又转头看了一眼车身上写着的“景宁电影乡村欢乐行”，像打量一个“老伙计”。

　　“我估摸，整个浙江，没有谁家的电影放映机比我多！”说这话时，他的语气带着自豪。

　　72岁的周利斌，放了50多年电影。从部队到地方，从胶片到数字，见证过谷场上人山人海的放映场景，也把电影送到只有三位老人的偏远山村。他这一辈子都在“造场”——白色幕布一支，放映设备一响，光柱打出去，“人就聚过来了”。

　　场子呢，有时大，有时小。

　　而在周利斌心里，只要那块银幕还在，自己的“场”就在。

一

周利斌家里，保存着一本上世纪70年代的个人证书。

　　上面写着，职务是放映员，放映工作的时间为1973年8月，发证机关一栏写的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电影工作站。那一年，周利斌19岁，入伍第二年。

　　在“看电影很奢侈”的年代当上放映员，周利斌高兴了好几天。被选中的那天晚上，他一度“激动得睡不着”。

　　彼时，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对电影放映一无所知。“那时，白天操作设备，晚上熄灯后，打着电筒在被窝里偷偷看书，学习声学、光学、机械学。”他回忆道，理论一点点啃，设备一次次调，“慢慢地都会了。”

　　每隔十天左右，部队放一次电影，这是战士们最期待的文娱活动之一。天还没黑，他就在两根竹竿间绷紧幕布，接好放映机，插上电源。银幕一亮，全场鸦雀无声。放《地道战》时，高传宝举枪一喊“打”，在场战士们齐齐攥拳；敌人被打得抱头逃窜，满场笑声炸开。

　　周利斌还要上岛，给那里的部队放映。和他一起出发的，是放映机、扩音机、幕布、胶片箱、喇叭箱，和一台近200斤重的发电机。有时遇上风浪，小舢板在浪尖上颠簸，一上一下足有三四尺高，他紧紧抱住设备不敢松手。

　　“怕不怕？”

　　“当然怕！但电影还得送！”他的回答一点不含糊，“我们不去，他们就少了一样娱乐活动。”

　　1977年退伍后，周利斌被分配到当时的云和县景宁电影队，成为一名地方放映员。那个年代，“看电影”对山区百姓仍是一种奢求。“单位发电影票，必须严格按照在册人数发放；若是遗漏，还要开证明。”周利斌说，电影票一度成了“紧俏货”。

　　1982年，《少林寺》上映，每张票1角钱。他记得，最早的一场，自己从凌晨3点开始放映。为了尽早拿到胶片，他常常提前赶到上一个放映点取，“电影太火爆了，实在等不了送片人。”几天后，电影票的收入达到1万元。这意味着，全城有十万人次看过这部电影。

　　那些年，周利斌守在放映机旁，看着那些黑压压的后脑勺，第一次觉得“一束光柱”有这么大的力量——无数人同哭同笑，像一个人。“放映结束，大伙儿齐刷刷地站起来鼓掌。”那时的周利斌觉得，放电影是“全世界最好的工作”。

二

他始终记得那些日子。

　　当时下乡放映，乘坐最多的交通工具是手扶拖拉机。更多时候，因为村子不通车，放映设备全靠肩挑背扛，一走就是大半天。

　　另一边，放电影的消息一传开，三里五村的百姓都往晒谷场赶，“只要走得动的，都要来”。天没黑，场地上已经摆满长凳短椅，有人索性搬来凉席，铺在地上占位。银幕刚拉起来，正面已经坐满了村民，背面还趴着一排孩子——画面是反的，字幕也是反的，可谁也不在意，“个个看得乐呵呵的”。

　　机器一响，全场安静；电影散场，人声鼎沸。“比过年还热闹！”回忆着那些被银幕照亮的日子，周利斌的嘴角不自觉上扬。印象最深的情景是，不论放映队走到哪个村，身后都跟着一大群孩子，时不时喊一声“电影师傅”。“当时，村民不一定认识镇长，但肯定认识我们放映员。”说这话时，周利斌的眼里满是光。还有一次，为了迎接放映队，当地干部特地向粮管所申请了几斤豆子，做成豆腐招待他们。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收音机、电视机逐渐普及，加上农村放映员待遇不高，全国农村曾出现“4万个放映单位停止活动，农村年映出场次减少500万场，观众减少40亿人次”的局面。

　　周利斌也感受到了变化。不少人家添置了VCD机，镇上开出了录像厅，周边很多电影队不放映了，甚至把设备卖给了他。

　　1998年，国家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目标是“在21世纪初，基本实现全国农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

　　周利斌成立丽水大篷车流动电影院，是在2000年左右。放映地域不局限在市内，还延伸到杭州、温州甚至福建漳州等地。“一场电影500元，途中补助按每公里2元另计。”

　　在杭州富阳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他放了电影《隐形的翅膀》。和之前不同，孩子们出现时，排着队，后面的人把双手搭在前一个人的肩上，“进场格外整齐。”他顿了顿，接着说，“这些孩子都是盲人。”

　　和过去一样，他把画面和声音调到最佳，“尽管看不到，但他们听得很认真”。那一次，他看着孩子们，而孩子们，听着他放映的电影。

　　时代在发展，周利斌的设备也在更新。

　　原来笨重的胶片放映机，被轻便的数字设备取代。新机器个头小，一个人就能搬动，画面清晰度也高了好几个档次。再后来，硬盘都不用带了——直接下载，经过平台授权就能放映。

　　可周利斌的“场”，还是一天天冷了。

　　一回，他到一个村里放电影，天都黑透了，只来了三位老人。他照样放着，老人安静地看完，起身离开，连招呼也没打。周利斌独自收机器、卷银幕、关车门，“心里有失落，但不丧气”。

　　每次放映，他还是早早到场，白色幕布挂得平平整整，“绳子打结的方式，和50年前一样”。架机器、接电源、擦镜头，确保“画面最清晰”。

　　“以前是电影把人聚过来，现在是靠人把电影撑下去。”他的语速突然慢了下来，“场子冷了，但不能散。”

三

乡村电影博物馆，是周利斌的另一处“场”。

　　云中大漈，平均海拔1030米。

　　这里的乡村电影博物馆，收藏了30多台各时期的电影放映机，还有1200余部经典电影的原始拷贝。馆内的电影藏品，是周利斌无偿提供展出的，其中包括20世纪50年代景宁第一台国产电影放映机。“这台设备，是我花了大半个月工资，从废品站买回来的。”他介绍道。

　　进入21世纪后，农村电影市场不景气，许多放映设备被当作废品处理。周利斌看着心疼，便一台一台往家里收。20多年里，他收集了100多台放映机和1000多部电影胶片。“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它们。”周利斌把它们放在一起，摆放整齐，“像守着一个时代的故事”。他说，想让年轻人亲眼看一看这些“老物件”，不是让他们学会放电影，是让他们知道——在电视机和手机之前，“看电影曾经是一件大事”。

　　周利斌还有两间更震撼的“收藏室”。

　　一间在家对面。里面堆放着各种放映机、扩音机、喇叭箱和发电机。其中大部分，机身的漆已斑驳脱落。数百部电影胶片，标签上写着片名和年份，或装在铁盒里，或装在塑料筒中。他随手挑出一卷，架在放映机上，摇一摇手柄，胶片缓缓转过导轨，光束从镜头里射出来，打在对面的白墙上。

　　“你看，还能放。”站在放映机旁的他，笑得像个孩子。胶片“嗒嗒”转着，画面在墙上晃了晃，稳住了。

　　另一间是他的另一套房子，不住人，“专门用来存放各类电影老设备”。这听起来有些奢侈，但周利斌觉得，“是情理中的事”。

　　他喜欢给来访者演示老机器：怎么上胶片、怎么换拷贝；再讲双机放映如何做到不间断切换，还讲胶片断了怎么接、卷了怎么熨。

　　“再过几十年，这些东西都是文物了吧。”他有时会这么对自己说，像在劝慰什么，又像在确认什么。

　　眼下，他的大篷车流动电影院，还在创造一种集聚的“场”。

　　村民与村民在银幕前相遇，打个招呼，聊几句家常；故乡与时代在光束中相遇，老人们看见年轻时的自己，孩子们看父辈看过的电影。如今，“场”不大，但它还在。

　　“场”会散吗？

　　比如，晒谷场后来变成了停车场，看露天电影的人也寥寥，而趴在银幕背面抢着看的孩子们，也成了上一代人。

　　或许某天，那所乡村电影博物馆、他的收藏室会迎来一群孩子，好奇地打开那部老式放映机。突然，光束打在墙上。那一刻，一个新的“场”，又出现了。

　　如是，他的“场”，就不会散。

编辑 徐刘杰 责编 麻凯程 审核 刘奇